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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动态工作动态 → 《民法总则》体现了鲜明的本土性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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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体现了鲜明的本土性和时代性
来源: 静海普法网站 作者:jhsf 发表日期: 2017/10/18 16:18:13 阅读次数: 76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一)《民法总则》的本土性

“法律制度系社会制度之一种,不能背离人类社会生活实态与需求,否则与社会事实脱节,法律即无实用价值,而形同具文。”《民法总则》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并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彰显了其本土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民法总则》是对我国民事立法、司法经验总结、提炼的结果,许多制度和规则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设计的,使得该法具有大量的中国元素。例如,该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宣告,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目的,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有助于实现民法的基本功能和目的。

二是《民法总则》反映了改革的需要,确认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规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此外,该法还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113条),将平等保护原则从物权保护扩大到财产权保护,这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也适应了我国当前改革中强化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民法总则》确定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保障、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体制,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也有利于强化社会自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三是强调《民法总则》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部法律贯彻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例如,《民法总则》第26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该条其实就是倡导“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文化传统。《民法总则》第10条明确了,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习惯是“活的法”,已经使人们形成了内心的确信,其也是哈耶克所讲的自然生长的秩序。尊重习惯不仅保持了民法的开放性,从习惯中吸取丰富的民法渊源,滋养民法的精神。而且,使得民法的内容更为合理,且制定出来后更容易被人们遵守。

(二)《民法总则》的时代性

所谓时代性,是指民法总则的理念、规则、制度应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表现出法律与时俱进的品格。“法与时转则治”(《韩非子·五蠹》),正是因为《民法总则》体现了时代性,才使得我们的民法典真正符合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概括而言,其时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民法总则》体现了时代精神。如果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国的民法典则应当成为21世纪后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之作。21世纪时代精神应该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保护。孟德斯鸠曾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民法就是人法,强化人文关怀是当代民法的重要发展趋势,它使得整个民法规则发生一种重大的改变,甚至是革命性的改变。《民法总则》许多条款都反映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例如,宣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第128条),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第16条),强化对被监护人的保护,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第28、33条等),规定紧急救助人的豁免权(第184条)等等。

其次,《民法总则》反映了时代特征。21世纪可以用“高科技时代”、“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概念予以描述。法律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对于时代的需要,《民法总则》积极地作出了回应,主要表现在:

第一,首次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第110条)。在当代,高科技发明面临着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会对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有美国学者提出了“零隐权”(Zero Privacy),认为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已经无处藏身,隐私暴露等人格权受侵害的现象已不可避免。“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确认,有助于解决高科技时代的社会问题。

第二,规定了个人信息权。虽然《民法总则》没有明确使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第111条),但在解释上也可以认为,其承认了独立的个人信息权。这就反映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特征。

第三,规定了数据的权利。《民法总则》就数据的保护作出了宣示性的规定(第127条)。数据如何保护,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如果数据具有独创性,则其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其次,个人数据中包含的个人私密信息应当受到隐私权的保护。数据中的个人信息是否具有双重属性,即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但首先是人格属性。再次,没有获得知识产权的数据,也要受到法律保护,包括署名权、数据携带权(也有人称为提取权)等。权利人有权禁止或许可他人将数据转移到另一个载体存放,也有权禁止他人传播数据库中的数据。

第四,规定了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财产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的财产,如比特币、网游中的装备、帐号等。它们与一般财产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甚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在我国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但法律上一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显然,对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受到财产权保护,而不能用人格权保护方法,但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所享有的权利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目前仍未达成共识。因此,《民法总则》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作出原则性规定(第127条),可以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第五,扩张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民法总则》第123条第2款明确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这就扩大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适应了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也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第六,确立了绿色原则。在当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迫切。《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了绿色原则,要求从事民事活动要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第132规定的禁止滥用权利规则,也可以解释为包含了,禁止滥用民事权利,破坏环境和生态。这些规定都回应了现代社会突出的环境问题,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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