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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动态工作动态 → 《民法总则》作出了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法的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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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作出了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法的制度发展
来源: 静海普法网站 作者:tj_a_yi 发表日期: 2017/10/18 16:18:46 阅读次数: 33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在我国《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立法机关既“既尊重民事立法的历史延续性,又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守成又创新的法律。在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司法经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该法推动了我国民法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这部法律总结了我国既有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摒弃了前苏联民法的不当影响(如“民事行为”的概念、诉讼时效届满的胜诉权消灭主义)。另一方面,这部法律也较多地借鉴了比较法上的经验。比较法体现了人类处理法律问题的智慧和经验,可以发挥“工具箱”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法的借鉴也是“基于寻求某种权威的需要。”当然,比较法的借鉴并不等同于盲目的“拿来主义”,必须立基于中国的国情。正如,梅仲协教授所言,“民事法规,与一国的国情,关系綦切,非一味模仿外国所能济事。”

具体而言,《民法总则》中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胎儿利益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16条确立了概括性地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则,本条规定的突出特点在于:

一是通过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正如梅因所言,“在社会进步到了一定阶段时,法律拟制技术是克服法律严格性最有价值的权宜办法。”《民法总则》在尊重“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这一规则(第13条)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将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过,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又自始不存在,这可以理解为其权利能力是“附解除条件”的。另外,胎儿的权利能力还是有限的,仅在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才能享有。

二是扩大了胎儿利益保护的范围。在比较法上,胎儿权利能力的赋予究竟采概括保护模式(即一般性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还是具体列举模式(即仅承认所列举的特定情形下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法国和德国),有不同的做法。过去,我国仅明确了,遗产分割时应该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继承法》第28条)。显然,我国既有规定对于胎儿的保护十分有限。《民法总则》不仅明确了胎儿可以继承遗产,而且明确了其可以接受赠与。此外,《民法总则》第16条还使用了“等”字,表明了胎儿还可以享有其他的利益,从而明确了我国采概括保护模式。例如,胎儿在未出生之前,健康利益需要受到保护的,也应当视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二)降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高年龄标准

《民法总则》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最高年龄从《民法通则》规定的10周岁降低到8周岁(第20条),这适应了我国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程度的发展变化。此外,这一规定可以使得8岁至10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相适应的法律行为,从而有利于他们的人格自由发展。

(三)监护制度的完善

《民法总则》继续了《民法通则》的做法,就监护制度作出了规定,而非将其留给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其理论基础大概在于,监护制度主要是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补充,应成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组成部分。该法在总结我国既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又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完善了既有的监护制度,主要表现在:

1,明确了监护制度的基本思路

《民法总则》构建了监护制度的基本思路,即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护为补充,以国家监护作为保障。也就是说,没有监护人的,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这就形成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另外,这里所说的“社会监护”并不包括被监护人所在单位。这就废止了《民法通则》原有的做法,是对我国原来“单位办社会”的不当做法的否定。

2,确立了新的监护理念

在监护制度的规则设计方面,《民法总则》将被监护人视为独立的主体,尊重其独立的意愿,而不再将其作为管理的对象。传统上的禁治产制度认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的人进行约束,由监护人来代替被宣告禁治产的人来代为管理财产。《民法总则》第35条等则明确了,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时,也应当最大限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这些规定充分彰显了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

(四)法人制度的完善

较之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制度有较大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采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民法总则》没有采纳比较法上比较普遍的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而是在总结我国既有的立法经验(即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分类)基础上,采用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方法。而且,在分类标准上并不是以法人是否从事经营活动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将利润分配给成员为标准。

第二,完善了营利法人的治理结构。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分权的基础上,都是以分权制衡为理论依据而构建的。同时,它又是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形成的组织结构。《民法总则》在总结公司治理结构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公司治理的规则,并将其扩张适用于公司以外的营利法人。

第三,完善了营利法人的相关规则。这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出资人滥用权利损害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利益的责任(第83条第1款)。二是就所有的营利法人,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第83条第2款)。这就发展了《公司法》第20条所确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且将这些规定扩张适用于公司以外的营利法人。

第四,确立了宗教场所的法人资格。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前,因为没有明确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资格,导致寺院、教堂等不能在银行开设账户,房产、机动车等财产也不能登记在宗教活动场所名下。这些都导致宗教财产的权属关系混乱,得不到有效保护和监督管理。《民法总则》第92条第2款明确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属于捐助法人的一种类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确立了特别法人制度。《民法总则》专设“特别法人”一节,对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等作出规定。这一做法是我国既有法制经验的体现,弥补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分类的不足。

(五)非法人组织制度

《民法总则》首次确认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将其与自然人和法人并列,作为第三主体。这是我国民事主体制度的重要发展。具体而言,该法确立的非法人组织制度主要包括:

第一,明确了非法人组织的定义和类型。该法明确了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第102条第1款)。同时,明确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属于非法人组织(第102条第2款)。不过,该法对于非法人组织类型的列举是开放性的,为其他组织纳入其中预留了空间。

第二,确立了非法人组织的应当依法办理登记。《民法总则》第103条第1款规定:“非法人组织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登记。”该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范非法人组织,明确非法人组织参与市场活动的基本条件。

第三,规定了法人的一般规则的准用。《民法总则》明确了,如果没有特别规定,非法人组织要参照适用法人的一般规定(第108条)。这一规定避免了非法人组织制度的遗漏,有利于规范其民事活动。

(六)民事权利制度

《民法总则》设了独立的“民事权利”一章,这可能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解决学界关于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的争议;二是解决未来民法典很可能不设立债法总则导致的部分债总内容的安放问题。本章宣示性地列举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益。这不仅间接地明确了民法的调整范围,而且,也有助于民众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从而提升权利意识。

第一,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形成了对人格权进行保护的兜底条款。一般人格权(das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的概念来自于德国,是德国法院司法造法的结果。我国长期以来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民法总则》第109条以《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为基础,确立了自然人的一般人格权制度,明确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这一价值基础可以作为人格权保护的判断标准。在判断何种权益能否作为人格利益进行保护时(如挖掘祖坟、砸毁墓碑、人格歧视等案件中体现的权益),就要看其是否体现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价值。此外,一般人格权还可以发挥兜底性的作用。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许多新的人格利益(如声音)可能没有被法律所认可,这就需要一般人格权为法官提供裁判依据。

第二,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侵权责任法》仅在第2条关于保护对象中规定了隐私权,而没有从正面规定隐私权。《民法总则》从正面确权的角度规定了隐私权(第110条第1款)。同时,该法还就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了规定(第111条),这可以理解为,认可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的并存。

第三,完善了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该法首次在法律上使用了“平等”二字,这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物权法》第4条虽然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但却没有出现“平等”的表述。《民法总则》第113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彰显了私权平等的价值取向。

第四,规定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成为重要的财产形态。《民法总则》宣示性地强调了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第127条),这一规定为我们未来的数据和网络财产立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并且为相关立法的规则设计指明了方向,这实际上也回应了社会的变迁,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五,首次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民法总则》第132条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提醒人们注意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这是我国民法上首次对此作出规定。

(七)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私法自治的工具,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重要体现。因为私法自治原则就是“个体基于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民法总则》在我国既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等的基础上,完善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规则,主要包括:

第一,就决议行为作出了初步的规定。该法就决议行为的成立作出了规定(第134条),为决议行为的规范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商合一。

第二,首次确立了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则。《民法总则》在总结《合同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就意思表示的解释作出了规定(第142条),填补了《民法通则》的制度空缺。该条区分了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分别采表示主义和意思主义的立场,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首次确立了通谋虚伪表示的规则。该法首次明确了,通谋虚伪表示无效的规则(第146条第1款),同时,明确隐藏行为的效力认定规则(第146条第2款),弥补了过去的制度缺失。

第四,首次规范了第三人欺诈和第三人胁迫。该法将第三人欺诈和第三人胁迫纳入传统的欺诈和胁迫制度之中(第149条、第150条),从而完善了既有的制度。

第五,将原有的乘人之危制度合并到显示公平制度之中。《民法总则》第151条废止了《民法通则》中的乘人之危制度,将其整合到显示公平制度之中,避免了原来两个制度并列带来的困扰。

第六,废止了《民法通则》中可撤销法律行为可变更的制度。《民法总则》取消了法官享有的变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的权力,这对于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具有积极意义。

(八)代理制度

代理制度属于广义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但考虑到其可以自成体系,《民法总则》专设一章予以规定。概括而言,该法中代理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明确了共同代理的规则(第166条)。这为实践中数人同时作为代理人时如何行使代理权确立了规则。

第二,首次确立了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规则(第168条)。这不仅有助于避免了代理中的利益冲突,而且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标准。

第三,增设了职务代理制度(第170条)。这有助于解决实践中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法律行为的后果归属问题。

(九)民事责任制度

为了强调民事权利的保护,《民法总则》继续了《民法通则》的做法,专设“民事责任”一章。本章的制度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认可了惩罚性赔偿是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方式(第179条),将其纳入我国民事责任体系之中。

第二,废止了《民法通则》中的民事制裁制度,解决了实践中民事制裁导致的对当事人利益不当损害的问题。

第三,就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明确了无论救助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都不必负责的规则(第184条),这是对实践中“老人倒了扶不扶”问题的有力回应。

第四,就侵害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的行为,明确了行为人要承担民事责任(第185条)。这是对我国“狼牙山五壮士案”、“邱少云案”等案件中暴露出来的侵害烈士、英雄等名誉问题的回应。

第五,在民法典总则的层面确立了民事责任优先性规则(第187条),以强化私人权利的保护。

(十)时效和期间制度

时效可以分为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考虑到取得时效应当在民法典物权法编中规定,《民法总则》仅就诉讼时效作出了规定。从《民法总则》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规定来看,时效与期间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将《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延长为三年(第188条),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

第二,新增了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自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算的规则(第190条)。这是为了强化对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等的保护。

第三,首次规定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算的规则(第191条)。这对于保护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明确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范围(第196条)。这就使得绝对权请求权、不动产和登记动产的返还请求权等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

第五,明确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强行法性质。《民法总则》不允许当事人就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作出约定(第197条第1款)。

第六,首次明确了诉讼时效制度可以适用于仲裁时效的确定。从我国现行法来看,规范仲裁的法律(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一般对仲裁时效作出了规定,但为了避免法律的遗漏,《民法总则》将诉讼时效的规则扩张适用于仲裁时效(第198条)。

第七,新增规定期间计算方法的任意法性质。《民法总则》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限制或排除其适用(第20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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